在三亞崖州，人們記得一個名字——鄭紹材。他這輩子沒干過什么驚天動地、足以載入全國史冊的大事，但在崖州這片土地上，他的人生軌跡卻像一把鑰匙，能打開一扇理解清末民初海南地方社會的大門。他是崖州科舉史上的最后一個舉人。這個名頭，聽起來像是一曲輝煌的終章，但對他個人而言，更像是一道人生岔路口的鮮明標牌——前面是延續千年的、清晰卻即將崩塌的士大夫老路；身后是洶涌而來的、陌生而又喧囂的新時代浪潮。他就是在這樣的夾縫里，用自己一生的步履，寫下了一個傳統書生如何應對變局、服務鄉土的樣本。他的故事不大，卻足夠真切，像崖州古城墻上的一塊磚，仔細看，能看到一個時代的紋路。
文脈所鐘
從臨高村走出的末代舉人
鄭紹材的人生，起點在寧遠河西北岸的崖州五都臨高村（今三亞市崖州區臨高村）。這里河網交錯，是保港片區進出的咽喉，自古就不算閉塞。他家老宅，是一座帶點南洋風味的騎樓，當年掛的招牌叫“嘉祥鋪”，是做買賣的地方。這很有意思。一個后來通過正統科舉出身的人物，家族根基卻扎在商賈往來之中。
崖州區臨高村鋪仔市路口的騎樓群，最左側有圍擋的即為鄭紹材故居。
俯瞰臨高村（臨高村是鄭紹材人生的起點）。
鄭紹材，字華千，號貞山，生于清朝光緒二年（1876年）。他走的是那時所有聰明孩子最經典的路：讀書，考功名。他走得相當順，年紀輕輕，就在州試拿了第一，府試拿了第二，輕輕松松成了秀才。
真正的爆發在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庚子事變后朝廷補行恩科鄉試。那一次考試，用今天的話說，是“地獄難度”，但25歲的鄭紹材不僅考中了，而且成績單相當亮眼：崖州第一名，海南第二名，廣東第一百二十名。這份成績，讓他頭頂多了一個空前絕后的頭銜——崖州歷史上最后一位正兒八經考出來的舉人。他考舉人時寫的文章《規矩方圓之至也》居然留了下來。
今天我們看八股文，或許覺得刻板腐朽，但當時的主考官唐鏡沅給的評語是“水流花放，一片神行”。意思是說，在嚴苛的格式枷鎖下，他的文章寫得自然流暢，道理講得通透。這至少說明，在舊式教育的評價體系里，他是個頂尖的優等生。中舉，意味著拿到了進入官場的入場券，他被選為崖州、萬寧等五屬的諮議局議員。
然而，歷史的玩笑來了。1905年，清朝一道詔書，把運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給廢了。鄭紹材和無數像他一樣的舉人，瞬間成了“舊時代的遺存”。為了謀個前程，他不得不北上京城，參加專門為這些“遺存”舉辦的“揀選”考試，撈到了一個“州判”的候選資格。可以想象他那時的心情，剛剛擠過獨木橋，登上彼岸，卻發現腳下的土地正在裂開。他是一只腳留在舊時代，另一只腳，不得不試探著邁向那個誰也看不清楚的未來。
臨危受命
亂世中的崖州掌印人
進入民國時期，天下并沒有立刻安定下來，尤其是海南這種偏遠的地方。亂世，往往需要能穩住局面的人。鄭紹材的學問、聲望和務實能力，讓他幾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。他當過崖縣議會議長、團練局長。而最能體現其分量的是在1916年和1918年，當時縣里的知縣、知事一看形勢不好，竟兩次“挾印潛逃”，扔下一個爛攤子。衙門空了印，地方就亂了套。這時候，大家伙兒一合計，公推鄭紹材出來“權理縣篆”，代理知縣。這不是什么美差，而是個火坑。但他接了。時人評價他“無論是在官、在野，凡一切地方公益，見義勇為”。他主政后，干了一系列實事：革除積弊、恢復學田公款、購置公田、修繕族譜……樁樁件件，瞄準的都是地方治理的頑疾和老百姓的生計。最能體現他膽魄和想法的，是1918年他主持刻立的那塊《崖縣公署碑》。這塊石頭現在藏于三亞博物館里，是一份充滿火藥味的官方告示。碑文開頭就火力全開，痛罵“清署積弊，千孔萬瘡”，然后一條條列出從前那些房吏、糧役是怎么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，“現耗費”“開征費”“承管費”……名目多達十幾項。鄭紹材聯合地方鄉紳，頂住壓力，向上級據理力爭，最終獲得廣東省財政廳批準，把這些“陋規”徹底廢除。更絕的是，他把廢除陋規后，政府到底該按什么標準收稅，白紙黑字刻出來公之于眾。從民丁稅、黎丁稅，到田賦、漁課、鹽課，一共十一項，每項收多少錢，寫得明明白白。他刻這塊碑，就是想“垂之久遠”，讓改革成果不能輕易被后來的官推翻，讓老百姓心里有本明白賬，讓貪吏無從下手。在那樣一個混亂的年代，在一個偏遠的海隅，他想用一塊石頭的力量，建立起一點透明的、持久的秩序。這份心思和勇氣，比他的舉人頭銜更值得書寫。
功澤桑梓
存續文化的火種
如果說理政是“立功”，那么鄭紹材對崖州乃至海南最大的貢獻，在于“立言”，在于為后世存續了文化的火種——刊印《崖州志》。早在光緒年間，知州鐘元棣就主持重修了《崖州志》。但這本耗盡心血的地方史志巨著，卻因為沒錢，一直沒能印刷出版，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，隨時可能散佚湮滅。民國三年（1914年），鄭紹材和鄉紳孟繼淵等人談起此事，痛心疾首，決定“幸具同心”，一定要把它印出來。最難的是錢。鄭紹材自己帶頭捐，還到處“化緣”，“商諸大眾”籌款。錢湊得差不多了，他做了一個更關鍵的決定：親自帶著珍貴的手抄本，遠赴廣州去安排鉛印。在廣州的幾個月里，他干起了最枯燥也最關鍵的活兒——校勘。“版初出，其誤點悉為校正”，他逐字逐句地校對排印出來的版樣。1914年，一百套嶄新的鉛印本《崖州志》終于問世，并“分餉州人”。這套書，成了后來所有《崖州志》校勘、研究的祖本。鄭紹材在跋文里欣慰地寫道：“竊喜此書印刷既觀厥成，流傳自當永久。而后生考古，不致興文獻不足之嗟。”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：不是在印一本書，是在搶救一個地方的集體記憶。
藏于樂東民間的光緒《崖州志》殘本。
1921年，鄭紹材去世，年僅四十五歲。家族后人認為，他的早逝與多年“操勞過度”有關。為他撰寫墓志銘的，是民國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區大原。銘文里有兩句評價很中肯，說他在議會里“固不肯為庸庸者”，一生“義務為重，權力為輕”。更將他比作崖州特產：“珠之產崖也，為南海之精。君之生于崖也，為多士之英。”鄉人們私底下贈他一個謚號“文正”。這是中國士大夫身后所能獲得的極高褒獎，雖非官方欽定，卻代表了鄉土社會至高的認可。他的墓志銘，后來被收入了《崖州古文百篇》。
鄭紹材的一生，是典型的“鄉賢”軌跡。他的舞臺，從來就不大，始終在崖州這一方水土。他不是革命者，沒有掀翻舊世界的藍圖；他也不是保守的遺老，死死抱住過去不放。他更像一個務實的修補匠和忠誠的守護者，當舊秩序崩塌時，他努力用自己所學、所能，去填補權力的真空，穩定社會，革除弊政；當文化記憶面臨斷裂時，他不惜心力，奔走呼號，為其續命。他的一生，就像他故鄉寧遠河水映出的鴻雁影子，是舊式士紳那種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責任倫理，在新時代的艱難投射。
（海南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佳琪 圖片均為資料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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